四大總華探長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香港，香港華人地位低微，尤其是政府部門很難見到華人身影，職位稍高一點的華人，更是極少，當時整個警察系統，就是香港最大的一個黑社會組織。在華探長、黑道與洋警司互相勾結的背景之下，警隊的貪污之風超過任何一個行業。直至港督麥裏浩1974年設置廉政公署緝捕四大總華探長，香港吏治才為之一清，今日香港公務員系統成為全球有數的廉潔高效團隊，廉政公署功不可沒。

　　呂樂在1958年被提拔為新界區總探長之職，成為四大華人探長之首。呂樂在1940年參加香港警隊時只是一名普通的著裝警員。這一類警員通常是出外勤幹一些最基本的警務，是一種很辛苦的角色，如巡警之類，日曬雨淋，每天都在街上走動。由於他工作十分出色，幾年後成了便裝警員，然後一級級往上升。作為警員，呂樂是有能力的，也是出色的。在當時那種特殊的環境中，他不可能不貪，如果不貪，他根本升不上去，即使有再大的能力，也無法得到上司的賞識。從這種意義上說，呂樂的貪，並不完全是他本人的原因，也有制度和環境的原因。

　　當時呂樂的角色，應該就是一種江湖人物的角色，一方面他辦案雷厲風行，另一方面又像那些黑道人物一般巧取豪奪。他既向上司行賄，也向下級收賄，同時也利用手中的權力，向轄區所有機構收取好處費，同時充當他們的保護傘。

　　呂樂上下的關係，盤根錯節。他手下有很多兄弟要靠他吃飯，靠他生存，他不能不照顧這些小兄弟，讓他們過著比普通人更富裕的日子。

　　整個60年代，是呂樂最有權勢最風光的時代，當時，香港警界有四名華人探長（呂樂、藍剛、韓森和顏雄）極其有名，他們四人彼此經歷相近，地位相當，名聲也不相伯仲，彼此又成為整個香港警隊貪污鏈的中堅人物，相互保持著緊密的關係。香港高層也希望通過某種形勢制肘這種貪污之風，比如不讓一名警員在一個地區任職太久，到了一定年限，便進行一次大調動。呂樂在香港島任了一段時間總探長之後，便和任職九龍的藍剛對調。然而，這種方法根本不起作用，因為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監督，警察的職權不受任何控制，就算將他們調來調去，不僅不能遏止貪污，反而給貪污提供了新的機會，使得貪污鏈迅速擴大。

　　可以說，呂樂在 1960年代末一手建立警界“貪污制度”，權傾黑白兩道，雖為警務人員，卻儼如黑幫總陀主。但是無論勢力有多大，還是敵不過統治者的政治手段，1970年代初港英政府先將他明升暗降，再另起爐灶設立直接向港督負責的廉政公署，清洗警隊貪污風氣，呂樂被迫遠走加拿大，繼續坐享數億財富。

當年四大探長的第二位是藍剛，在四大探長中，藍剛參警的時間略晚，比呂樂晚了四年。藍剛入行雖晚，但升職卻快，其中有一個主要原因，即他有一種拼命三郎的精神，遇事從不後退。四名探長中，呂樂的資歷最老，屬於年輕的老探長，地位也最高，藍剛屬於後起之秀，由於他們幾人私交甚厚，在警隊的關係又廣，當時的香港“四大家族”（新義安、潮州幫、14K、和勝和）四大黑幫，也都給足他們面子，即使他們坐在家裏什麼事都不幹，這四大黑幫也送案件給他們上去交差。新警務處長上任，都需要禮賢下士，來拜訪他們這幾位，否則，香港的治安就會大壞，而警方根本無法制止。
   
　　1973年6 月8日，英籍香港總警司葛柏攜帶鉅款成功潛逃回英國。這個消息旋即傳遍香港，早已飽嘗貪污禍害的香港市民聞訊大為震怒，來自各階層的市民紛紛上街抗議， “反貪污、捉葛柏”的口號此起彼落。為平息民憤， 1973年10月17日，新上任的港督麥裏浩提請立法局同意建立一個專責獨立的肅貪機構。就在這種背景下，1974年2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宣告成立。

　　廉署成立後，持續不斷地打擊警隊內的貪污，一時間人人自危，警察和黑道之間的聯繫開始收斂，此時，四大探長三個已經退休，他們暗中給黑幫通水，要求他們暫時不要太放肆，以免吃虧，有些黑幫開始轉行做正行生意，但也有些不怕死的，仍然膽大妄為，不將廉署放在眼裏。其中就有綽號“跛豪”的大毒梟吳錫豪不以為意。最終，吳錫豪等9名大毒梟于1974年11月12日被捕，此案涉及毒品交易超過16噸，總案值達4億元以上，後來被判處總刑期124年，其中吳錫豪刑期最長，為30年。此案自然牽連一大批警員落馬，甚至一些退休警官也都受到牽連。藍剛是受牽連者之一。1977年2月11日，香港廉政公署發出對藍剛的通緝令，此後，藍剛再未返回香港，直到1989年因心臟病在泰國逝世。
   
　　四大探長排在第三位的是韓森，和呂樂以及藍剛一樣，韓森也做到了總探長之職。不過，他擔任這一職務的時間比呂樂和藍剛都晚。呂樂和藍剛退休後，香港警方需要用人，才于1971年6月將韓森提拔為新界區總探長。
   
　　在此期間，新任港督麥裏浩到任，這位港督似乎和以前那些長官作風不同，頗有肅貪之態。警署內一些人開始擔心自己受累，暗暗做著脫身準備。韓森便在此時提出提前退休申請，結果，他僅僅只是當了兩個月總探長便退休了。1976年，廉署發出對韓森的通緝。但此時，韓森早已經在海外定居，後來為了保證自己的安全，又來到和香港沒有引渡條例的台灣，直到1999年在台灣病逝，廉政公署亦因此撤銷對他的調查。而同年11月4日香港廉政公署也對呂樂發出通緝令，至今有效。

    　四大探長的最後一位是顏雄，此人的最後職務是油麻地警署的探長，于1977年1月24日受到廉署的通緝，但此前他也已經外逃，目前定居在泰國。

资料來源:星島網

死刑-絞刑

絞刑是死刑之一，也稱為極刑、處決，世界上最古老的刑罰之一，指行刑者基於法律所賦予的權力，結束一個犯人的生命。
而遭受這種剝奪生命的刑罰方法的有關犯人，通常都在當地犯了嚴重罪行。
儘管這「嚴重罪行」的定義時常有爭議，但在現時保有死刑的國家中。
一般來說，「蓄意殺人」必然是犯人被判死刑的其中一個重要理由。

1966年以前，香港實行英國普通法及英國國會在1861年通過的法例，對以下罪行可以判處死刑：
謀殺、叛國、對皇家船塢縱火、以暴力作海盜
與英國一樣，當法官判處一名犯人死刑前，法官都會立時披上一塊薄薄的黑巾在他的頭上，然後判處犯人死刑。
1965年英國開始廢除死刑。當時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亦於1966年起跟隨宗主國停止執行死刑。
當年最後一個被處決的犯人，名叫黃啟基，越南人，黃啟基因為在深水埗永隆街刺死一名中國籍男子，依例被判處繯首死刑，黃輾轉上訴至
最高法院上訴庭及英國樞密院，仍維持死刑原判，最後於1966年11月16日於赤柱監獄執行問吊。

以下轉錄自五十年代左右，由子羽編著的《香港掌故》一書的內容：
香港的法庭於裁定被告罪名成立而判處死刑時，都由法官按上黑紗向死囚宣佈，聲明是帶回監獄去執行環首之刑，直吊到氣絕為止，還表示
願上帝祝福他的靈魂。
但自一九五九年轟動一時的綁票又撕票的「雙黃案」中的「三狼」~~~三個兇手被捕後，於一九六二年在赤柱監房後刑室被吊死，此後就少人
被問吊了。
香港政府一直是以問吊來處決死刑犯人。

第一宗死刑，是執行於一八四四年一月四日早上，被問吊的是個中國人。
他是因在反抗英人警察無理欺壓時，錯手誤殺對方，結果被控成謀殺罪名而處死的。
行刑地點、在當時還是十分荒蕪的堅尼地域，就在曠地上架搭起臨時絞刑架，當眾執行死刑。
那時每有執行死刑，不但公開示眾，而且還於事先鳴鑼號召大家去參觀，這當然是希望殺一儆百，能起阻嚇作用。可是不久就有人認為公開執行死刑，太過殘忍、野蠻，不夠人道，提出抨擊，可是取不到預期的效果。
後來鬧到英國去，才由殖民地部著令香港政府加以改善。
不過，這裏的公開執行死刑，仍維持到一八九五年才告停止。

但由一八五六年起，堅尼地域刑場就因交通不便而被放棄，死刑改在中環新闢建的域多利監獄裏舉行。
直到赤柱監獄落成之後，獄中另建了有行刑的專用密室，室內裝置了較為完善的絞刑設備。
據說能使伏刑者兩分鐘內就氣絕身亡，監獄附近並沒有埋葬死囚的墳場。

第一次不公開執行死刑，是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域多利監獄內，絞決一名罪名成立的海盜，時間是黎明。
當時只有兩名外國新聞記者，獲准到獄中觀看。
從此之後，就連要求到監獄去參觀執行死刑的新聞記者也少了。

補充資料：到了1993年4月，香港修訂法例，以終身監禁作為最高的刑罰，正式廢除死刑。
香港於1997年7月1日改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後，沒有恢復死刑。

香港淪陷的日子

1941年12月26日，即香港淪陷翌日，日本已宣佈以軍票取代本地貨幣。港元變為不合法貨幣，擁有港元的人會被施以重罰。1942年1月，軍票和港元的兌換率為2兌1，可是在1942年7月24日起兌換率變為4兌1，比之前兌換率驟降，使得香港人在交易後變得貧窮。日圓軍票於1943年6月1日正式成為香港的唯一法定貨幣，日用品的價格必須以日圓作單位。至1945年日本投降時，被強迫兌換的日本軍票總值超過當時幣值的57億港元。
當時香港雖然已不准使用港元，但港元在珠三角、或澳門等其他中立地區依然受承認，市面上還有港元買賣活動。日軍一般強逼收回的港元鈔票，於境外購買物資，故日軍獲益甚豐。另一方面，日軍在印製軍用手票並沒有任何儲備金，所以實際上日軍是以白紙強逼兌換有十足保證的港幣。日本戰敗後軍票立時成為廢紙。加上濫發，香港出現災難性通貨膨脹，物價每日貶值。於1945年中期，日本當局強迫匯豐、渣打、有利銀行高層在沒有任何儲備金下簽發大面額的港元鈔票，總數達1億零300萬元。

日本為自己重組政府及私有物業。因為擴建啟德機場的關係，他們摧毀位於九龍城的九龍寨城及宋王臺，很多有名的建築像華仁書院、拔萃男書院、中央英童學校（今英皇佐治五世學校）、香港聖公會的聖保羅女子中學（今聖保羅男女中學）、喇沙書院等等都被強行徵召成為日軍的醫院。拔萃男書院更被謠傳是日本執行斬首的地方。而協恩中學亦被指為日軍當年其中一個用地，於山後設有防空洞，並於重光後發現一個日式浴缸。

此外，皇后像廣場的英女皇銅像被拆掉，原址則豎立了一個石碑，宣告香港已經被日本佔領。1942年2月開始，日本開始於香港島金馬倫山山頂興建忠靈塔，以紀念陣亡的日軍，以使其成為香港的地標。

當時香港很多交通工具都被戰火摧毀。而日本當局亦將全香港的巴士、的士及貨車等充公，其中不少成為了軍用物資，其餘車輛則撥歸由日方成立的「香港自動車運送會社」，提供有限度的公共交通服務。1942年起，香港電車、山頂纜車及天星小輪亦逐漸投入有限度的服務。九廣鐵路亦於1943年恢復通車。由於燃料嚴重不足，公共交通工具經常停駛，在香港島出現了載客的單車、三輪車，及由載貨手推車加上座椅和頂蓬而成、可坐2至6人的裝人手推車，沿電車路線行走西環至銅鑼灣一帶。而九龍半島，則曾經出現過馬車作為公共交通工具，行走於彌敦道一帶。
在日本的統治下，人民生活艱苦，沒有充足的食物供應，由1942年開始由日本定額配給日用品如米、油、麵粉、鹽和糖。每個家庭都有一張定額配給許可證，每人每天只可以買六両四的白米[4]。由於沒有其他充足的食物，六両四白米明顯不足。於是很多人只能以樹葉、樹根、番薯藤、木薯粉或花生麩勉強充饑。其後白米亦缺乏，改為配給日本蘿蔔作糧食。因為糧食日趨缺少，日方的定額配給制度於1944年取消，改以自由買賣，但更多市民因付擔不起食物價格瘋狂通脹而餓死。
日治時期香港經常有市民餓死，甚至盛傳出現人吃人事件，街上常有皮包骨的棄屍。即使如此，棄屍的大腿肉還是經常被割走。報章亦曾報道有婦人烹煮棄嬰的新聞。當時市面曾盛傳某些食肆的肉包使用的乃是人肉，因為市面上根本不可能買到足夠肉類。另香港大學的口述史計劃記錄一些市民的回憶，指於日治時期曾於臘腸中發現類似兒童手指的物體。

因為沒有木柴進口，市民只好以傢具替代充當柴薪。而到了後期，由於那幾年冬天特別寒冷，市民生火取暖需求增加，一些無人看守的建築物，如香港大學、英皇書院及皇仁書院校舍[5]等，內裡的木製品均被搶走，獅子山上的林木也被砍伐一光。由於燃油屬軍需品，因此也十分緊張，電力只能提供有限度供應，例如於1943年，總督部就下令只限20:00至23:00亮燈。而供水因需要發電，因此即使日治時期水塘常因颱風吹襲而滿溢，但供水依然十分緊張。

在物資供應短缺的情況下，僅有的物資變得奇貨可居，因此引發一些商人囤積炒賣，或以贗品、劣品代之。例如當時港日政府就曾下令嚴懲以牛奶公司奶瓶灌假冒奶製品的行為。於1943年8月市面肥皂供應突然過剩，因為夏天之前有過多肥皂被商人炒賣，於秋天快到臨時肥皂需求下降，商人只得將存貨拋售。無良商人的投機行為使市面的日用品供應更不穩定。
港日政府還曾發動「獻銅運動」，強迫市民將銅製品捐出以供日方製造武器，連總督部門前原屬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總行的2隻銅獅子亦差點不能倖免。
在日軍的佔領下，香港人的尊嚴、人權盡失。日軍濫殺無辜，可以在街上任意殺人，也可以隨意於街上捕捉男丁做苦工勞役。他們以搜查房屋為名入屋強姦女性。另外，日軍於灣仔駱克道一帶設立多間慰安所，強迫婦女提供性服務；又在市區恢復設立賭館及煙館，於跑馬地馬場重辦賽馬，往後更加密至每周一次，不但有損市民心智健康，更藉此斂財。後期因活馬不足應付賽事，更以跑木馬代替。另外當時還有一條不成文的規例：市民在街上每當見到日軍，無論遠近皆須作90度鞠躬；否則一旦發現，即被喝停遭受拳打腳踢甚至殺身之禍。除「居民證」外，市民亦須全家合影一張「全家福」照片，當日軍查戶口時出示，若家中的人並不在相中，又無合理解釋，便會被當作窩藏游擊隊成員。

在日本的統治下，人民生活艱苦，沒有充足的食物供應，由1942年開始由日本定額配給日用品如米、油、麵粉、鹽和糖。每個家庭都有一張定額配給許可證，每人每天只可以買六両四的白米[4]。由於沒有其他充足的食物，六両四白米明顯不足。於是很多人只能以樹葉、樹根、番薯藤、木薯粉或花生麩勉強充饑。其後白米亦缺乏，改為配給日本蘿蔔作糧食。因為糧食日趨缺少，日方的定額配給制度於1944年取消，改以自由買賣，但更多市民因付擔不起食物價格瘋狂通脹而餓死。
日治時期香港經常有市民餓死，甚至盛傳出現人吃人事件，街上常有皮包骨的棄屍。即使如此，棄屍的大腿肉還是經常被割走。報章亦曾報道有婦人烹煮棄嬰的新聞。當時市面曾盛傳某些食肆的肉包使用的乃是人肉，因為市面上根本不可能買到足夠肉類。另香港大學的口述史計劃記錄一些市民的回憶，指於日治時期曾於臘腸中發現類似兒童手指的物體。

因為沒有木柴進口，市民只好以傢具替代充當柴薪。而到了後期，由於那幾年冬天特別寒冷，市民生火取暖需求增加，一些無人看守的建築物，如香港大學、英皇書院及皇仁書院校舍[5]等，內裡的木製品均被搶走，獅子山上的林木也被砍伐一光。由於燃油屬軍需品，因此也十分緊張，電力只能提供有限度供應，例如於1943年，總督部就下令只限20:00至23:00亮燈。而供水因需要發電，因此即使日治時期水塘常因颱風吹襲而滿溢，但供水依然十分緊張。

在物資供應短缺的情況下，僅有的物資變得奇貨可居，因此引發一些商人囤積炒賣，或以贗品、劣品代之。例如當時港日政府就曾下令嚴懲以牛奶公司奶瓶灌假冒奶製品的行為。於1943年8月市面肥皂供應突然過剩，因為夏天之前有過多肥皂被商人炒賣，於秋天快到臨時肥皂需求下降，商人只得將存貨拋售。無良商人的投機行為使市面的日用品供應更不穩定。
港日政府還曾發動「獻銅運動」，強迫市民將銅製品捐出以供日方製造武器，連總督部門前原屬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總行的2隻銅獅子亦差點不能倖免。
在日軍的佔領下，香港人的尊嚴、人權盡失。日軍濫殺無辜，可以在街上任意殺人，也可以隨意於街上捕捉男丁做苦工勞役。他們以搜查房屋為名入屋強姦女性。另外，日軍於灣仔駱克道一帶設立多間慰安所，強迫婦女提供性服務；又在市區恢復設立賭館及煙館，於跑馬地馬場重辦賽馬，往後更加密至每周一次，不但有損市民心智健康，更藉此斂財。後期因活馬不足應付賽事，更以跑木馬代替。另外當時還有一條不成文的規例：市民在街上每當見到日軍，無論遠近皆須作90度鞠躬；否則一旦發現，即被喝停遭受拳打腳踢甚至殺身之禍。除「居民證」外，市民亦須全家合影一張「全家福」照片，當日軍查戶口時出示，若家中的人並不在相中，又無合理解釋，便會被當作窩藏游擊隊成員。

在日本的統治下，人民生活艱苦，沒有充足的食物供應，由1942年開始由日本定額配給日用品如米、油、麵粉、鹽和糖。每個家庭都有一張定額配給許可證，每人每天只可以買六両四的白米[4]。由於沒有其他充足的食物，六両四白米明顯不足。於是很多人只能以樹葉、樹根、番薯藤、木薯粉或花生麩勉強充饑。其後白米亦缺乏，改為配給日本蘿蔔作糧食。因為糧食日趨缺少，日方的定額配給制度於1944年取消，改以自由買賣，但更多市民因付擔不起食物價格瘋狂通脹而餓死。
日治時期香港經常有市民餓死，甚至盛傳出現人吃人事件，街上常有皮包骨的棄屍。即使如此，棄屍的大腿肉還是經常被割走。報章亦曾報道有婦人烹煮棄嬰的新聞。當時市面曾盛傳某些食肆的肉包使用的乃是人肉，因為市面上根本不可能買到足夠肉類。另香港大學的口述史計劃記錄一些市民的回憶，指於日治時期曾於臘腸中發現類似兒童手指的物體。

日治時期的公共醫院甚少。九龍醫院和瑪麗醫院均被日軍所佔領，東華東院也改成軍事醫院，其餘不少醫院亦被迫關閉。在藥物和資金的短缺下，東華醫院及廣華醫院繼續提供有限度的社會服務。這些服務包括提供食物、醫藥、衣物和殮葬服務等。雖然它們仍有一定的資金儲備，但仍然需要面對巨大的財政困難，因為它們無法收集租金，而且亦有很高賠償的開支。這促使他們進行更多慈善活動以籌集捐款，例如音樂和戲曲表演等。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科學界全力配合戰局的發展投入核武器的研發，揭開核武競賽的序幕。1945 年原子彈在廣島爆炸，終結了數十萬人命，堪稱歷史上最大的一次人為浩劫。

二枚原子彈在日本廣島、長崎上空爆炸事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總統杜魯門領導的美國政府，在當時由日本帝國政府領導的日本廣島及長崎市，於日本時間1945年8月6日早上8點15分投下原子彈的歷史事件。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遭受核武器襲擊的都市。原子彈爆炸造成廣島市十幾萬妖人死亡，都市遭到毀滅性打擊。魔頭們終於被懾服了，世界人民從此看到了和平的曙光！

越南難民

"畢漏洞拉..........."記唔記得尼段香港電台的越南話廣播？？我相信絕大部份係2000年前出生的香港人，都必定聽過，軟硬GE葛民輝都係商台度惡搞過尼段廣播，尼段講述對越南船民採取甄別政策的廣播，隨著1998年1月9日取消第一收容港政策之後而成為歷史。
1961年，遠方的越南爆越戰，首批進入香港的越南難民共3743人乘坐"長春號"抵港，至1975年北越戰勝，越共統一越南後，越戰正式結束。雖然越戰結束，但一場龐大的國際人道救援行動就正式展開。因為越共係統一越南之後，進行了一連串清洗行動，產生大量難民逃離越南。
越南爆發難民潮，1979年，立場親美的英國政府簽署國際公約，宣佈其位於遠東的皇家屬地...香港為第一收容港，正式揭開了困擾香港足足25年的越南船民問題的序幕。於是，大量越南難民湧到香港，1979年一年內有超過68,700人抵港，港府不惜動用人力物力，去起難民營同管理難民，好多土地都被徵用做難民營，好似啟德、石崗、萬宜西壩、沙田白石、屯門望后石等等，總之，以前一有空地就會做難民營
1988年，香港實行甄別政策，將政治難民分為「難民」，經濟移民等非難民則分為「船民」，「船民」會被定為非法入境，最終會被遣返越南，而"畢漏洞拉"廣播，就係港府透過香港電台向企圖進入香港的越南船民進行的勸籲性廣播，對佢地講述港府實施的甄別政策。
以前香港有分越南難民營和船民中心兩種，前者是所謂的開放營，後者為禁閉營，兩者皆由懲教署管理，因為前者是有權經香港到歐美地區，或者歸化香港，所以開放營的難民，是可以在特定時間內準許自由出入本港其他地區，而禁閉營，主要是因為該營的越南人被定為船民，等候遣返越南，所以船民只可以在營內活動。
香港實施第一收容港期間，對本港沉重的負擔，產生了大量問題，對民生都切身的是保安問題，無論是營內營外，都對香港市民，造成莫大的困擾，曾經有船民對船民中心附近的民居爆竊、傷人、搶劫等，使船民中心一帶都很惡劣。而營內，更因為難民營內同時將南越人民和北越人民集中在一齊，造成兩派的鬥爭，鬥爭由越南帶到來香港的難民營內，又或者禁閉營的船民對抗港府將佢地遣返越南，而造成大規模騷亂，通常都要防暴警察入營鎮壓，造成傷亡，當中沙田白石船民中心的大型騷亂，令沙田區的交通大癱瘓，當時正值會考，令不少會考生都因而遲到.........
90年代，香港政府開始對越南船民作出有秩序遣返行動，包括自願遣返，而政府事先也與越南方面作出協議，保證他們回國後不會受到政權迫害。不過，自願遣返的越南船民甚少，最終還是實施強逼遣返。
越南船民問題，令港府增加財政負擔，至1998年為止，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欠下香港11.62億港元的鉅債，鉅額供養越南船民，都令香港的納稅人都感到不滿。鑑於越南局勢已經穩定，特區政府終於決定在1998年1月9日取消「第一收容港」政策，至2000年，政府向仍然滯留在香港的船民給予居留權及簽發身份證，讓他們融入香港社會，2000年7月17日香港最後一個難民營結束，香港越南船民問題亦正式劃上句號。

由於香港鄰近多個國家要求香港成為「第一收容港」，把照顧難民起居的責任推給香港，使香港由1975年至1999年，總共有超過143,700名越南難民抵港，另67,000船民被遣返，共接收高達20萬名船民，成為世界上一次重大的國際人道救援行動

香港維多利亞女皇像錯體郵票

香港維多利亞女皇像96先時（cents）橄欖棕色四方連帶原膠郵票，估價800萬~1200萬港元，被譽為當今最重要的香港歷史郵品，全球存世唯一一件，目前已經引起全球集郵界的高度注目。
　　
這枚郵票的獨特之處在于其橄欖棕色。1862年，香港發行開埠以來的首批郵票，計有2先時至96先時共7個面值，皆為棕灰色。

印刷公司德拉羅于1864年3月印制另一批96先時郵票，共52全張，卻因錯色令票面變成橄欖棕色, 當中之四方連錯色郵票。此外，其水印亦屬錯體，原版置于皇冠下的“CC”字樣被錯置于皇冠之上。

錯印後由于時間倉促未能及時改印，香港郵政局遂于1865年1至2月間推出，但最終曇花一現，因同年7至8月間，正確色調的棕灰色郵票已印妥並推出市面。

根據記錄，此款錯色郵票全球只有約40件新票存世，而這次推出的，屬當中唯一的四方連票，彌足珍貴。

此外，它曾被全球多個顯赫的重要藏家所珍藏，包括佐治貝格（紐約）、石川良平（日本）及陳卓堅（香港）。由于存世新票為數極少，香港維多利亞女皇像96先時橄欖棕色四方連郵票不時與中國內地“改值小字”郵票相提並論。兩者同樣珍稀及深受藏家追捧。